祈盼福寿、祥瑞、和谐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按照古籍《易经》的阴阳学说，“九”是阳数，双“九”相重，故名重阳。历来对重阳节的由来众说纷纭，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和民俗来看，均表现和寄托了中国人祈盼福寿、祥瑞、和谐的愿望。在南京重阳节又有着许多民俗活动，留给老南京很多美好的回忆。



　　重阳节又是“老人节”



　　最早过重阳节是为了祈盼长寿。据晋代人葛洪（被《南京辞典》“人物”收录）的《西京杂记》记载，汉宫每年采摘菊花连同茎、叶，再掺入黍米来酿酒，到次年九月九，开坛的菊花酒满宫飘香；汉高祖刘邦和宠妃戚夫人共饮此酒，佩戴茱萸并食蓬蒿制的糕饼（这是重阳糕的起源），目的是祈求长寿（菊花因而被后人称之为“长寿花”、“延寿客”）。此说已具备重阳节的雏形，并且没有后来流传的登高避灾的内容。为何要在这天祈盼长寿呢？因为在九月九，日、月之双“九”已达“极阳”之盛，象征着极度兴旺、长久，古人因而认为能给人带来长寿。特别爱菊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九日闲居》诗为此而道：“世短意多久，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重阳节祈寿之俗的相沿对中华民族敬老美德的形成影响很大。在南京，传说朱元璋曾于南郊建善施庙，供奉五尊老人塑像，以示敬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他还出台优待80岁以上老者的法规：月供5斗米、5斤肉、3斗酒；90岁以上老者的待遇更为优厚，每年加1匹帛、1斤棉花。如今，重阳节已成为国家法定的“中国老人节”。老南京重阳登高“避灾”。



　　重阳节由来的最为普遍之说是登高避灾说，据南朝梁代（首都建康，今南京）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传说东汉人桓景拜仙家费长房为师来修道；费预测九月九将天降大祸；桓景全家人遵照费的指点，于重阳日在袋囊内装驱邪药物茱萸并系于臂，作登山之游并饮可延寿的菊花酒，果然逢凶化吉；但圈养家中的鸡犬牛羊皆暴死。笔者认为，登高避灾说系东汉时代社会动乱的产物。当时天灾、瘟疫不断，朝廷极度腐败，不顾民生疾苦，百姓惶恐不安，包括重阳日登高之类的各种禳灾消祸之举也就应运而生。但社会矛盾未解决，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



　　在稍后的晋代，周处（南京有“周处读书台”遗迹）的《风土记》说：“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菊花会。”这是关于南京重阳节民俗的最早文字记载。据明代《金陵世纪》记载，南朝的齐朝建“九日台”，君臣文武百官于每年九月九到此登高饮宴、讲武习射；其地点在吴大帝孙权陵，即今天的南京梅花山。



　　九月九登高之俗一直为后世相沿。南京以山、水、城、林闻名，有许多登高揽胜的好去处。明清至民国年间，“老南京”盛行登临雨花台、北极阁、扫叶楼、鸡鸣寺、明城墙等，品茶、吟诗、作画，已将古时的避灾之举演变为一种欢乐的节日文化。而如今逢重阳节而组织老人登高游览的集体活动，更具有以人为本、关爱老人的群众性娱乐、健身特色。吃重阳糕寓意步步高。



　　过去在重阳节，“老南京”家家户户都要吃重阳糕，还要以此糕祭祖。糕与“高”同音，喻意步步高。于重阳节不能登高的人，吃糕也聊以自慰。过去在节前一二天，农村家家户户忙做糕；城市则有小贩当街市售，南京的早点店铺皆卖重阳糕，就连新街口的“三星”糕团店、夫子庙的“莲湖”甜食店等著名店家也制售。《南京商贸史话》则称“卖重阳糕是南京传统的老行业”。南京的重阳糕一般以糯米粉三成、粳米粉七成而制成；常由长辈给后代枣栗糕，以激励其“早日自立高升”。老南京还有一种特有的加肉糜制的咸糕，以其外形名之为“骆驼蹄”。一般还要在糕上插五色纸制重阳旗，三角形小旗中嵌“令”字或写“步步登高”、“庆贺重阳”等吉语。或将旗插门楣上点缀节景，或成为儿童手中玩具。重阳旗因而成为装点重阳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老南京”还喜好全家人于重阳节欢聚一堂，饮酒、食蟹、赏菊，共享天伦之乐；或三五知己聚饮赏菊，欢度良辰美景。



　　店铺作坊在这天还有一特殊规矩。昔日外地有将重阳节称之为“伙计节”的。南京过去的惯例是于重阳节晚摆酒席犒劳伙计（酒席中必有螃蟹、盐水鸭）。饭后就要伙计每晚干夜班直至清明节方结束。昔人为此作诗道：“蒸出枣糕满店香，依然风雨古重阳。织工一夜登高酒，篝火鸣机夜作忙”，就是南京云锦织工吃过重阳节“登高酒”后就要夜班忙碌的生动写照。重阳节又名“女儿节”。



　　重阳节又名“女儿节”，若有女子新出嫁，娘家必赠送重阳旗与时鲜盒，称为送“重阳节盒”。重阳节也是过去妇女企求摆脱苦难的一个寄托。据晋代《搜神记》记载，丁氏女遭恶婆婆虐待，永无休息之日，不堪忍受折磨，于九月九悬梁自尽，死后冤魂不散，托告世人，劝人家善待媳妇，请于重阳节让她们休息。于是人们为丁氏女立祠祭祀。后来每逢重阳节，父母都要把出嫁的女儿接回来团聚，称之为过女儿节，实质上也是让妇女休息之意。清代《金陵岁时记》记载老南京一特别之俗：“吾乡女子新嫁，母家必遗（送）以旗（重阳旗），而以时鲜佐之，谓之重阳节盒。”南京人最爱种菊和赏菊。



　　过去南京人种菊及重阳节之际赏菊之风名闻天下。重阳节前后南京的园林花房、茶肆酒楼，处处菊花飘香，多者陈列千百盆，高者层叠号称“菊花山”。民国《金陵岁时记》说：“北极阁即明之钦天山也。山后花农多以种菊为业，紫艳黄英（黄花，即菊花），垄亩相望，游人载菊而归。俗云‘山后看菊’。”据《南京之最》记载，近现代最早的大型菊展，于1947年在玄武湖翠洲举办的菊花大会，以新颖的展销方式吸引了数万观众。此后，玄武湖公园举办菊展之风一直沿袭至今。古人以黄为正色，所以南京人又称菊花为黄花。蒲松龄《聊斋·黄英》中的黄英就是“黄花”之义。在这篇小说中，“金陵（南京），吾故土”的主人公黄英姐弟是菊花之神，以种菊卖菊而暴富；结局是弟弟大醉后化为巨菊而芳香永留人间。在央视“百家讲坛”作《说聊斋》（有同名书籍出版）的山东大学博导马瑞芳认为：“《黄英》写的是商品生产……是（清代初年）资本主义的萌芽。”



　　人们还将重阳节视为寒气已降临，称之为“重阳信”，即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寒信，故而“老南京”有谚语：“吃了重阳糕，夏衣就打包”，意即过了重阳节，就可以将夏装束之高阁了。另外，认为重阳节下雨也是好事。据民国南京《岁华忆语》说：“重阳宜雨。俗谚谓‘重阳无雨盼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盖冬麦无雨，不能下种，即春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