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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中秋别样情――三位八旬老人的家国事

  • 时间:2009-10-03
新华网北京10月3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孙闻、秦亚洲) 庆典刚过,佳节又至。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意识经过60年的反复锤炼,再一次上演令人震撼的“中国乐章”的时候,13亿中国人的每一分子都是一个跳动的音符,神州大地上每一户人家都是一个激越的小节。

  在这别样中秋来临之际,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相约几位经历过新旧社会,并与新中国发展风雨相伴的八旬老人共叙佳节,此时家庆连国庆,言下难抑爱国情。

  老劳模白文和:躬逢盛世学感恩

  10月3日一早,天安门广场“普天同庆”主花坛边上,80岁的白文和跟老伴互相搀扶着,围着花坛慢慢地走了一圈又一圈。老人眼神不好,但他能从芬芳的气息中辨别出每一株花木的品种。“真不赖,它们都精神着呢。”老人与这些花木心息相通。毕竟从1972年开始,他作为北京市花木公司的园丁,曾经连续20年在天安门广场摆放花坛。浇水、剪枝、施肥、看护――20年里的每一个中秋节,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白老爷子擅长种月季,他培育的月季花曾经在北京市花卉比赛中荣获第一名。20年里,累计约有4万盆他养出的月季花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我们的任务就是养好花,把这个窗口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白老爷子说。

  1985年中秋节,是老人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戴上了大红花。“虽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的工作得到了国家认可,我感到挺自豪。”

  那年的中秋节是9月29日,白文和作为花木公司供销服务部的班长,依然带着同事们一起24小时不间断地在天安门广场摆花、护花。

  “1992年的中秋节,是我最后一次为天安门广场摆放花坛。第二年就要退休,虽然当时身体很不好,还是坚持参加了。最后一次为天安门摆放花坛,我突然间对这项工作感到留恋,总想摆得慢一点,再慢一点。”白文和说。

  跟多数老人一样,退下来的白文和“闺女家住两天,儿子那儿住一段”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有事儿没事儿都爱同社区里的老头儿扎堆儿聊天,说一说家事、国事。”

  退休后,唯一不变的是每年到了国庆和中秋,白文和都要到天安门广场转转。“有一次,带着孙子在天安门广场散步,小孙子拉着我的手,仰着头对我说,爷爷,这里的花真好看。我的眼角湿了,摸了摸孙子的头,什么也没有说。”

  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老人站在窗台前仔细地侍弄着一排菩提树,静静地等待着儿孙们回家团聚。家里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字: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老人看着窗外说:“国家蒸蒸日上,家庭和睦平安,我已经很知足了。我总对孩子们说,要有慈悲心,不能只看钱,不管干什么,首先学做人。”   

  外交家谢邦定:祖国永驻心间

  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谢邦定,从28岁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开始,伴随着新中国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峥嵘岁月。不同时代的中秋节,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记。

  “我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上肆意横行,对中国巧取豪夺。那个年代,由于战争导致家人离散,民族灾难深重,人们在中秋节里感受到的不是快乐祥和,而是月圆人不圆的家仇国恨。”满头白发的谢邦定老人说。

  谢邦定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谈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从沙发上直起身子,打着节拍,神情凝重地唱起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校歌: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多少中国人民的期盼,一朝实现,开天辟地。60年后的今天,国家更是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春华秋实一甲子,继往开来谱新章。中国人怎能不自豪!”

  “家事国事紧紧相连,个人祖国息息相关。”为迎接北平解放秘密串联,为与非洲国家建交紧张谈判,为保护赴朝慰问的民主人士而穿梭于枪林弹雨……谢邦定的许多中秋节都在忙碌中度过。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谢邦定有许多中秋节是在国外度过的。尤其令他难忘的是1964年的中秋节,当时谢邦定是中国首任驻突尼斯大使。“那天是9月20日,我们聚集在大使馆,升国旗、唱国歌。虽说连月饼都没有,但是并没有影响节日的气氛和大家的心情。大家的共同心愿是祖国加快发展!”

  1974年,遵照周恩来总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指示,谢邦定率西安市代表团访问日本,推动西安与京都建立友好城市。中秋节晚上,代表团受邀在东京参加了一场音乐会。

  “当《义勇军进行曲》在日本东京的音乐大厅响起的时候,我表面上十分平静,但是,心里很激动。”谢邦定说。

  谢邦定微微抬了抬头,轻轻挥着拳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当时,我心里想,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断前进、前进,中国人才有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曾经侵略、掠夺过我们的国家的土地上奏响。”

  窗外清风拂过,木槿花、鸡冠花摇曳。电话铃响起,是孙女从美国打来的。“看国庆阅兵了吗?吃月饼了吗?我们家8个人,7名大学生,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不管人在何处,身在何方,祖国永驻心间。记住我们的约定,毕业后立即回国工作,为国效力。”谢邦定叮嘱道。   

  新竹台胞田富达:两岸早日大团圆 

  “伊齐,看到国庆阅兵了?”10月3日上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国庆阅兵的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80岁的田富达如约拨通了远在台湾的大弟弟的电话。

  “看了,真是壮观啊!”电话那端田富达的弟弟伊齐・巴都声音有些颤抖。

  60年前,来自台湾新竹泰雅族的田富达曾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台盟代表站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60年后,再次目睹阅兵盛典,我的感受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诗――‘天翻地覆慨而慷’!”

  “1949年的中秋是10月6日。”那个中秋节至今仍清晰地铭刻在田富达脑海里,“那天晚上,我们台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和在京的台湾同乡齐聚于擀面胡同北京台湾同乡会会长林铿生的家里。”

  他还记得,那天大家吃的是一种叫“自来红”的月饼,“是黄豆馅的”。

  “晚上大家很兴奋,议论着开国大典的盛况。由于我即将奔赴上海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觉得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台湾和亲人团聚了,所以很多在京的台湾同乡还委托我捎去对台湾亲人的问候。”田富达回忆说,“聚会结束后,一想到很快就能回台湾见到分别3年的两个弟弟了,我兴奋得失眠了。”

  没想到,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竟让这场兄弟重逢拖了近40年!其间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兄弟之间音讯全无。

  1980年中秋,田富达等来了弟弟们的消息。那年9月,他在台湾时的工友刘天荣取道香港赴沪探亲。刘天荣从弟弟刘顺发那里得知田富达在北京,于是中秋节前夕专程北上探望田富达。

  “刘天荣一到我家,吓了我一跳。他拎了一个大号的面袋子,里面有米、面、罐头,还有不少方便面。”田富达笑着说,“他告诉我,台湾的报纸、广播天天都在讲‘大陆百姓吃不上饭,五个人穿一条裤子’,特意从香港买了两大包吃的准备接济这边的亲人。说着他自己也笑个不停。”

  “那时虽然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两年,但物质生活已经有了改善。”田富达说,“当天晚上我在崇文门便宜坊烤鸭店招待刘天荣,吃的烤鸭,喝的茅台酒。”

  刘天荣带来了伊齐・巴都写给哥哥的信。这封写满牵挂的信让田富达的思乡之情更迫切了。然而那个时候台湾当局还称其为“田匪富达”,“回去探亲是不可能了,只能托刘天荣捎去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弟弟我在这边的情况。”

  又是8年的等待,1988年中秋节前,伊齐・巴都获准到大陆探望分别了42年的哥哥。“尽管分别了那么久,一见面,彼此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我们四臂环抱,竟一句话也说不出了……”说着,田富达的眼角又溢出了泪花。

  “中秋那天,我带着他游览香山,晚上在香山饭店的客房里我们一人一张床,脸对着脸聊个没完,从小时候的事情一直说到分别后各自的境遇,说着说着就抱头痛哭,不知不觉天亮了。”

  乡恋如丝,缕缕牵情。田富达不断向台湾当局提出赴台探亲的要求,但屡遭拒绝。1997年在台湾一位泰雅族“立法委员”斡旋下,田富达终于在阔别台湾51年后重返家乡。然而,那个由他“用米汤一口口喂大、最为挂怀”的小弟,已于1992年病故。“这是我心头一块永远无法平复的痛。”

  电话里,田富达和大弟弟相约来年春暖再相聚。

  60年的沧桑巨变让田富达百感交集。“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中国人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然而,岁月不饶人,我和大弟弟都是垂暮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两岸早日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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