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变形记

杨甫德是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院长，那天，他以一个普通失眠者的身份去看病，早晨5点多就出门坐公交车，6点多到的医院。在挂上号之前，他已经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很不幸，轮到他时，心理科的专家号挂完了，他只能挂到普通号，而且是几十号以后了。为此，他又在拥挤的大厅等了近5个小时。轮到他看病，已近中午12点。

杨甫德一直在掐表计时。他发现，从进入医院到离开医院共用了7个小时，其中95.1%的时间都在排队等候，真正看病时间只占4.9%。杨甫德说，“我当了30多年医生，今天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看病难。”要是有孩子，一定不让他当医生

另一个早晨，退休的市民张民第一次有机会零距离观看神经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手术。那是在北京天坛医院。“这是一次显微手术，我看着晕，有点紧张。”张民说。

他印象最深的是医生干活儿特别认真，工作时间特别长。直到中午手术才结束，张民和医生一起吃了午饭。他发现，这名医生吃得特别少，“因为吃多了容易犯困，所以早饭和午饭都不敢多吃。”

“那你长年这样，怎么受得了?”张民问。

“长年都这样。”这位医生表示，一般只有晚上饭吃得饱就不错了，早饭和午饭都不多吃，水也不敢多喝。20分钟后，医生赶去了另一台手术，下午3点多结束手术，又带着张民去门诊，到傍晚下班之前，又看了几十个病人。

到张民离开的时候，医生还在工作。这一天，医生没怎么喝水，也没吃什么东西，在手术台上一个姿势就站好几个小时。张民说，他要是有孩子，一定不让当大夫——太累。

医患换位，意在争取理解

这两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从今年7月起，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一种体验活动———让医院的院长去体验一天普通患者的感受;让市民走进医院，去体验一天当医生的感受。

采访中记者发现，市民们大多开始理解医生，并且会向身边的人讲述他们的感受。而院长们则不愿多谈。几位参与体验过的院长不想再接受采访，因为在媒体报道上，他们变成了一群“从来不知道看病难”的人，一群“高高在上，就连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排队难都看不见”的人。

“作为院长，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一位院长告诉记者说，“这次只是有人把这些事说出来了，第一次说出来了。”

仅靠理解，难解医患紧张的结

在种种医患纠纷中，记者发现，常常不是医生黑心无良贪财害命，或者患者素质低下无理取闹，导致双方势如水火拳脚相向，而是彼此原有的误解在切身利益面前扩大化，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

杨甫德建议患者们，像发炎、失眠这样的小病不一定要到大医院看，在附近的小医院看，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应该把大医院的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但是，一位参加体验活动的患者却提出，基层的一些医院很不规范。如果基层医生都像他看见的三甲医院医生一样，或者把三甲医院诊治的标准和流程灌输到社区门诊，患者自然会理性选择。

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表示，由于存在对社区医院的不信任，病人会越来越集中到大医院。结果，病人把看病的时间都用在了等待上，而医务人员也累，都是超负荷运转，服务质量很难有明显提高。一边是优质的医疗资源过度使用，一边是中小医院长期闲置，这样严重失衡，看病难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在杨甫德看来，更有效解决“看病难”的办法是应建立梯度就诊管理模式，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县二级医院、市属三甲医院三个等级，根据不同群体、服务对象，界定服务内容，对大众进行引导，分流病人，最终缓解“看病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