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找吃的到“挑吃”的——我省６０年粮食记忆

年龄40岁以上的人，大都有过挨饿的体验和记忆，而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记忆更深刻，不少人内心留下了饥饿的烙印。而到了80后，则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了，粮食充足，副食品繁多，饿回肚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



　　生于1937年，家住贵阳市三桥配件厂内的钟亦农老太清楚地记得，她1957年随丈夫来贵阳安家，4个孩子楼梯坎一般，一个接一个，孩子们吃“长饭”，总也吃不饱.为了孩子们不打架，经常要分饭吃，很多年，家里都过着“计划吃饭”的日子，为了让孩子们多吃点，自己就常挨饿。现在粮食宽裕了，经济也好转了，老人对粮食依然非常爱惜，见不得小辈倒掉剩饭剩菜。



　　记者看到她家1996年更换的粮本，一家三代5口人定量为：她老伴15.5公斤，儿子16.5公斤，她本人13.5公斤，儿媳12.5公斤(居民，没正式工作)，3岁的孙子9公斤，粮本的最后一页是“儿童学生粮食定量表”。一个孩子从婴儿时期到大学生，粮食的定量标准有10个等级。



　　【“计划吃饭“的日子，始于1953年10月。那时，国家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等农作物全面实行统购统销。这种高度集中的政府统购统销政策，一直延续到1978年。】



　　现年78岁，家住江口县德旺乡德旺村大平坡组的杨昌绪老人回忆，1961年正月，他的母亲过世了，家里硬是没有一颗米，因村民饿得没有力气，老母亲抬不出家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点粮票，从粮店里购到一些粮食，请村民吃了顿饭，他母亲才得以入土为安。据杨昌绪老人介绍，当时农民的余粮被收购了，口粮、种子粮、饲料粮也被当作“余粮”收购了。“返销粮”成了农民唯一的企盼。



　　【粮票诞生于1955年。当年8月《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颁布，要求实行统购统销的市镇，对非农人口一律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发行。当年，第一套贵州粮票也发行使用，最小面额为一两。】



　　江口县退休干部李玉德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初，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消化快，消耗大，一个月却只有9公斤粮食(本来是10.5公斤，要求节约1.5公斤)，还要搭售30%左右的杂粮，那个时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代食品，除了相对好吃的蕨粑、葛根外，榔树皮、大柏叶磨粉做成粑粑，都是救命食品。



　　记者从一份资料上得知，当时省内还有过一种代食品——油菜籽饼。加工方法是：将榨过油的油菜粕，用冷水浸泡3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据说还比麦糠好下咽呢。而菜油饼，现在是用来做饲料和肥料的。



　　那个时候，杂粮是不受欢迎的。一是杂粮含热量低，在油水不足的日子里，占的比例大了会造成营养不良；二是口感不好，红薯吃多了会倒胃酸，包谷饭让人难以下咽，糠粑更是吃下去难拉出来……



　　【据有关资料显示，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人均口粮减少51.4公斤。】



　　能吃饱饭的日子



　　现年66岁的罗玉珍老人，过了多年的“半边户”生活，即老公在城里工作，她带着孩子在农村生活。1969年，她怀着孩子，来到丈夫工作的地方小住。一天丈夫的朋友请客，煮了两斤米的饭，男人们先喝酒，她先吃饭，吃完一碗，她老公又给盛一碗，一递一接之间，一锅饭竟被她吃了个精光。男人们要吃饭了，面对底朝天的锅，主客尴尬。从此她有了个绰号“罗大肚”，一语双关。



　　她告诉记者，她的家乡是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两年时间里，不仅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她还在家乡建了新房子。1982年，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贵阳和丈夫团聚，户口没能及时“农转非”，4个人吃一个人的口粮，“议价粮”又贵，老公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一家人吃饭。她做点水果生意帮衬着，才解决了温饱。到了1987年，全家人终于在贵阳入了户，一家4口人人有了定量口粮，每月可以从粮站买回50余公斤粮食，随着收入的增加，市场粮食的丰富，购粮本对她一家已不那么重要了。



　　【1980年至1984年，我省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从江口县粮食局副局长位置退休的杨昌治老人回忆，这个时期的粮食政策不太稳定，一时收紧，一时又放松。尽管如此，随着粮食的增产，市场上粮食的充裕，居民逐步剥离对购粮本和粮票的依赖，到了上世纪90年代，购粮本对多数家庭已形同虚设，只是用于领取一年的肉食补贴。



　　据省粮食局有关干部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省粮食流通领域对统购统销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革。“双轨制”就是这一时期政府对粮食流通制度的安排。所谓“双轨制”就是对一部分粮食流通继续实行计划控制，对另一部分粮食流通放开经营，让市场调节。1979年到1993年，我省粮食的运行机制就是这种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



　　【1983年，中央政策规定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以后的粮食，允许多渠道经营，征购以外的粮食余缺调剂和品种调剂由产需(供需)双方参照市场粮价自行协商定价，特别是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以后，平价粮供应数量减少，饮食业、饲养业等用粮逐步改为议价供应，我省部分地县粮食贸易市场应运而生。】现年40多岁的胡女士回忆说，她1984年刚到北京上大学时，用节约下来的粮票换长统袜，起初是2.5公斤左右粮票换一双，到1988年，她毕业的时候，要用10多公斤粮票才能换到一双。粮票的贬值可见一斑。



　　【1993年，使用了近40年的粮票在我省结束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到了2001年5月1日，国家宣布取消《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曾让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皇粮”的化身——“购粮证”，从此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实现供需基本平衡



　　中国历史某种程度就是一部饥荒的历史。历经坎坷，中国人终于解决粮食危机，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人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政府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粮食数量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进入了饱后挑好的阶段。



　　年近六旬的乌当区粮食局原局长熊刚，从1971年起在基层粮站工作，直到2006年从乌当区粮食局局长的位置退居二线，在粮食部门工作30多年，是个老“粮食人”。他讲述了“粮食人”的“失落”过程：上世纪70年代，能在粮食部门工作，自己以此为傲，家人以此为荣，小伙找对象都比一般部门的容易，颇有优越感；亲朋好友来买粮，不排队，走回把“后门”是常事；“近水楼台先得月”，偶尔能搞到点新米，那个时候粮店出售的本地新米凤毛麟角，大部分是外省外县来的陈粮，偶尔吃上新米不亚于现在吃山珍海味……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流通的搞活，“粮食人”的职业优势日渐褪色。



　　【1985年，贵州取消了粮食统购，实行计划定购。1992年，加快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伐，1993年，贵州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对粮食定购实行“保量放价”，制定了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



　　从产量上，全省粮食生产1991年跃上800万吨，在以后的7年时间里，又连续突破900万吨和1000万吨两道大关，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产量1161.3万吨。此后一直在1100万吨徘徊，从2003年到2008年间，产量连续6年超过了1150万吨，全省粮食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



　　随着产量的增加，政策的开放，粮食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从1993年后，国家给粮食部门3年的补贴时间，让基层粮食部门逐步改制，走向自负盈亏，“粮食人”不仅少了优越感，而且有了危机感。熊刚认为，这是发展的必然，“粮食人”的日子不好过，说明吃粮人的日子好过了。



　　【2002年，贵州逐步放开粮食市场，2003年6月，贵州全面取消粮食定购，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放开收购，实现了粮食购销市场化。】



　　2003年6月起，全省粮食企业全面实行体制改革，达到年龄和工龄的退休或内退，其余的实行身份置换，也就是买断工龄，从此脱离了粮食部门。据熊刚介绍，乌当区从2003年6月起到2004年底，分三批次将粮食购销企业和粮食经营企业全部改制完毕。



　　俗话说：“会过荒年，莫省油盐”。因为油水充足，蛋白质获取的增多，人们的“肚量”越来越小，口粮消费日趋减少。现在的年轻人，对原来一个人月均几十斤粮不够吃，可能难以置信，因为现在一家人还吃不完当初一个人的口粮，从某种程度上说，“主粮”已不“主”。



　　罗玉珍老人以前都是寅吃卯粮，丈夫的全部工资还不够吃饭，而今她告诉记者，老公一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用三分之一开伙食就够了。



　　能吃饱了，要求又高了，要好中选优。记者在贵阳沃尔玛超市的粮油区看到，光大米品牌就有数十个，价格也不菲，东北米、泰国米以及本地米，应有尽有。产自凤冈的一种锌硒米，1公斤装的售价高达16元，茅贡牌的野合大粒香米，5公斤装的售价为70.9元，高过泰国米。据营业员介绍，销量还相当不错。



　　年近5旬的欧女士，孩子在外上学，家里只有夫妻俩，一个月5公斤米还吃不完，米价高点低点，她认为已是无关痛痒的事。平时米饭、面条、米粉交叉着吃，家里牛奶鸡蛋以及其他副食品不断，她也分不清哪个是主粮哪个是杂粮了。



　　同样是在沃尔玛超市，有一个“五谷磨房”的专柜，有炒好的茯苓、枸杞、淮山、薏米、银杏、天麻、葛根、红枣等10多个品种，可以单独或随意搭配磨粉，价格不菲，生意红火，是药成了食品，还是食品成了药，谁能分清？



　　在超市里，杂粮品种非常多，有高粱米、苦荞米、小米、薏米、黑糯米、各种豆类……而且售价不低，记者看到苦荞米的售价是11.8元／公斤。原来的杂粮，因为热量低而不受人欢迎，而今，正因为其热量低，杂粮又成了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