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崔健：依旧坚持自我的摇滚英雄

他还是个与众不同一点的、坚硬的中年人。皮肤细致得看不到一颗毛孔，但也有岁月的划刻与松弛的迹象，但由于白皙，五官弱化到像被PS过。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白底红五星帽，一直没摘，我也就没见到坊间唏嘘感叹的头发稀疏的头顶，钻出帽子的一缕鬓发和下巴的短须都有零星的白，也无意中增添他的刚硬，这是个看上去毫无攻击性的人，甚至有点孩子似的不经事的纯洁特质。

　　崔健这20年，《一无所有》是觉悟的起点，他本人又成为时代的器官。人到中年，他依然用音乐反映时代命题，坚持真实的原创，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多元，信奉身体的力量，也用哲学的方式去坚持自我，他说：“哲学提供的是开始，是出发，接下来就是挑战，而结果是无限。”

　　当他开始谈论那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生活的强大的无形之物时，才表现得如同一个“更有力量的老头”，他时时流露思辨色彩和坚硬气质，就像个哲学家……

　　植被丰富的石景山游乐园，在某些角落已提前进入了深秋。午后，秋日的阵雨，间或地发生在这处西山南麓的自然之隅。这座始建于1986年的远离闹市的大型国有游乐园，在20 多年都市巨变中，完好保留着种种属于80年代鲜艳、斑驳、巨大的游艺机械与水泥城堡，似乎欲要存放京城人在此处的所有记忆。

　　已入中年的崔健站立在一群60、70、80年代人的面前，某些被凝固的记忆便如同浸没在显影剂中的底片缓缓地显现出了永远不变的音容笑貌，崔健与这座恒定的游乐园一并，成为了拍摄现场不同时代的人难得的共通体验。

　　同样也是在1986年，他首唱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不是我不明白》。之后，便是中国摇滚从轰轰烈烈再到表达失语的20年，如同大众媒体后来的评论：崔健先前的音乐，成了人们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记忆渡口。

　　这个当年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的发问者，已然成为当年大部分人脑海中一段挥之不去、或长或短的光阴链条，只是这一链条在今日又延展向了何方?

　　或许，正如同眼下石景山乐园所处的这个共时多变的季节本身—并无人真的知晓那些被喻为“时代参照体系”本身内在的：风、沙、星球之运行与微动。

　　中年崔健更加刚硬

　　一个英雄的安然在场

　　1986年的北大，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根据当时念法律系的梁子回忆：北大在那年办起了文学艺术节，中国当代文艺史上，尤其是当代诗歌史上的名人，北岛、顾城、芒克等人全都到了北大。那些搞美术的、诗歌的、小说的、音乐的也在一夜之间都去了北大，一些“老死不相往来”的文艺界分支竟莫名其妙地在这里打通关系，融在了一起。

　　崔健摇滚后期蔓延全国的传唱“地标”，实际上也路过这样一个文化精英的圈落。

　　那一年，北京大学的老礼堂，籍籍无名的崔健被裹在常宽、孙国庆等一群当红青年流行歌手的队伍中登台演唱《不是我不明白》。常宽刚刚在日本得奖，被誉为中国流行乐第一次在国际获奖，孙国庆还以翻唱为主……那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在那夜唱了些什么，梁子如今已全然不能记得。只记得几日后，托一个诗人的介绍，自己得以在舞台下与崔健相识，与他当面要到了《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之后，北大各个文化群落都开始认同崔健的摇滚，他们组织了一个“北大崔健后援会”。现在看来，这些名校学生、文化精英的追星方式与今日的人们并无二异：举凡有崔健的演出，不管是拼盘还是个人，他们都要去看。

　　“1987年，崔健参加一个拼盘，我们组织了三四十人集体去看。等他出场便全体起立跟着他一起唱。武警和警察跑出来要求我们坐下，但我们设计得非常好，叫了很多欧美学生，让他们站在外围。警察敢对中国人发号施令示威，对外国人则无计可施。外国人不让他们过去，说你不要挡着我，我们就是一直站着听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第一批站起来看演出的人。”

　　比起中国学生，当年欧美留学生先知先觉地知道这个叫崔健的中国青年人唱的是一种Rock Roll，是一种摇滚，之后《一无所有》的亮相，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摇滚的元年。

　　到了90年代，崔健轰轰烈烈地红遍全国，后期作品被指责显得隐晦、难懂。鲜少有人知道的是，他起初的诞生背景与第一批追随者都是位于一个文化精英层面，与他的《一无所有》同源的并不是那些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商业音符，而是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喊出“我不相信”。比如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人们的北岛，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顾城。

　　然而，那个文学年代的力量，吞噬天地却也无比地接近自毁，1993年的顾城在新西兰饮弹，1989年的海子葬身呼啸而过的火车，追随崔健的摇滚后辈纷纷以毒品、暴力告别了时代的舞台，这位元老则幸运地脱离了那时狭小的愤怒，1988年第一张专辑发行，由现场演唱的方式进入印刷品复制的大众传播，1989年又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获得由《人民日报》评选的“新时期十大金曲奖”。

　　崔健的摇滚成为了一个“轰隆轰隆”急速向前的时代之中的背景音乐：80年代公派出国的热潮，大学生背往异国他乡的行囊中必少不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卡带，体育大国构建时期，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五年之间，一直听崔健的《假行僧》，那首歌仿佛像镜子一样对照着他的内心，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下海的私营企业老板在创业时一贫如洗，听崔健的音乐，伴随自己度过艰难的岁月……

　　毕业之后，梁子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律师，而是成了一个摇滚音乐策划人。当年北大崔健后援会的歌迷，一如社会对于名牌院校学生的期待，大部分进入到精英领域，在今天不乏私人飞机、海景别墅的拥有者。但十几年里，崔健的乐队成员几乎没有变化，物质生活方面，也一直住在北京西坝河附近某个居民区的“筒子楼”里。那些风起云涌、功成名就的后援会成员，如今却又调转过头，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无论事业多么忙碌，皆会追随崔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场表演，依然像当年那样激动地告诉他自己的悸奋。

　　对于他们而言，这位英雄的不变像是一个静物，他的音乐批判有力但绝不孤独，在多年后，仍旧保持着某种特有的能量，当初有人为之疯狂，有人后来远离，有人一直留守，那些人回过头之后，崔健的恒定与坚持像是一个参照，令迷失者、彷徨者、怀旧者、无力者，纷纷又找回自己的生命坐标。

　　时代静物之流变

　　如今，崔健与自己乐队的成员，仍保持着至少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习惯，经常一练就是一下午、一晚上。排练之后再一起聚餐，整天打打闹闹。这些老哥们儿的相处，就像兄弟一样。崔健的经纪人尤尤看来：一个团队还是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说到底还是崔健的人格魅力。同时，在乐队成员刘元的另一段回忆里，这种持久而诚恳的创作友谊，或许还与某些共同成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77、78年之交，北京歌舞团的宿舍在学院路上，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5号楼，现在的政法大学出版社那儿。那会儿一提‘5号楼三楼’，在北京文艺圈都是出了名的。一群十七八的小年青儿啸聚山林，成天玩玩闹闹夜不闭户，就是一群捣蛋鬼的天然大Party。吵闹了几个月，邻宿舍搬来一个哥们儿，像是给这锅沸腾的开水里投进一块冰冷宁静的石子。他和别人不太一样：沉默寡言、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眼神里能看出一种积极上进的气质。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神秘的大佛’是民族歌舞团的子弟，朝鲜族，刚从部队考进我们团吹小号的，比我小一岁，叫崔健。

　　歌舞团那会儿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当哥哥的对小一岁的崔健由衷地佩服。那会儿团里有位同志精神上有点障碍，虽说平时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大家都有些避之不及，谁也不愿意和他同住。老崔听说了，二话不说，‘我跟他住!’而没过几天，天天看着他带着那位同志一块儿跑步，一块儿吃饭，关系特别好;那位同志也渐渐外向和爱笑起来。”

　　然而，关于英雄的事实却是：人们总是如此深沉地铭记着崔健在那个时代的身影，习惯于一种真实力量的原初表达，评论家也总试图从他的身上挖掘出特定时代的秘密，将崔健和崔健的音乐作为解读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入口，这种集体倾向包裹下的自私，常常既忘却了崔健本身，又不容忍英雄于原时代之外的改变。但在梁子眼中，这个“时代的参照物”是一个坚定地相信“进化论”的摇滚歌手，自身系统开放，喜欢汲取年轻人的想法，是朋友眼中在饭桌上那个一言不发、默默聆听的智者，他音乐中充满着变化、转向，不是受到歌迷的影响，而是发乎崔健本身。

　　同时，被此“本身”影响到的，除了80年代的梁子，还包括了处在21世纪的尤尤。